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时期，建平大地涌现出了一批有着革命理想的青年才俊，著名人物有陈镜湖、韩麟符、郑丕烈、杜真生、白海风、卢东白、苏振武、苏斌、乌庆霖、高体乾、李钟奇等，其中陈镜湖、韩麟符、郑丕烈、杜真生四人被誉为“热河四杰”。在早期的革命过程中，他们做了突出的贡献，成为领导热河革命的核心人物。除了这些人之外，我县还有一位大革命时期的员，他叫王秉璋。
王秉璋，男，蒙古族，1902年出生于今辽宁省建平县三家乡西胡素台村。别名王秉章、王瑞符、王瑞甫，蒙古族名道尔吉苏荣（苏仁、苏伦、苏任）。
1924年加入中国，同年8月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科第二队学习；1925年9月毕业，10月任包头工委委员，并以党员身份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大会，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察布盟特别区党部主席；1926年11月任内蒙古人民军军官学校校长；1927年8月，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巴托特别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赴蒙古人民共和国，任中国驻蒙古国党组书记，在蒙古国中央银行工作；1938年后在蒙古国肃反运动中被害。
杜家窝铺，今建平县沙海镇杜镇村，当时归平泉州（后改县）辖，1947年划归建平县。在1935年底叶赤铁路通车之前，是远近闻名的货物集散地，商业发达，店铺林立，所以王秉璋选择杜家窝铺荣穗堂商号作为通信中转。西胡鲁素台，今建平县三家蒙古族乡西胡素台村。胡鲁素台系蒙语，汉意为有芦苇的地方，因当地盛长芦苇而得名。
由于建平县在清代为喀喇沁右翼旗牧地，所以很多文章在介绍王秉璋时都说他是喀喇沁右旗人。
1923年秋，王秉璋到北京蒙藏学校求学。同年底与荣耀先、李裕智、白海风、乌兰夫、吉雅泰、奎壁、赵诚、多松年、孟纯等同学先后加入中国青年团，翌年初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
蒙藏学校是由喀喇沁右翼札萨克亲王贡桑诺尔布于1913年创办的。1914年4月开始招收第一班预备科学生，1918年开始招收专科学生时，改称蒙藏学校。“五四”运动以后，曾因经费困难而一度停止招生，几经周折后于1923年恢复招生，王秉璋就是恢复招生后来到蒙藏学校的。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党组织，从培养蒙古民族干部入手，开辟内蒙古的革命工作。当时，在北京蒙藏学校汇聚了一批蒙古族青年，李大钊等党的领导人敏锐地发现了他们，迅速地走到他们中间，与他们频繁接触，介绍国内外时势及俄国十月革命，讲解马克思主义和学说，讨论蒙古民族的历史与其遭受民族压迫的现状。饱受民族压迫之苦的蒙古族青年，第一次呼吸到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新鲜空气，与李大钊等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于是，土默特旗的荣耀先，喀喇沁旗的白海风（建平县叶柏寿北三家人）等当年即加入了；从是年起，蒙藏学校的一批蒙古族青年学生陆续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中来自土默特旗的多松年、李裕智、奎璧、吉雅泰、孟纯、佛鼎、云泽（乌兰夫）、云润、高布泽博、朱实夫、康根成、贾力更，云霖、任殿邦、云继珍等，察哈尔的纪松龄，准格尔旗的奇子俊以及喀喇沁旗的吴之征、王秉璋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先后加入了，成为蒙古族第一代者，中国的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
《乌兰夫回忆录》：1924年李裕智、多松年、孟纯、王秉璋、佛鼎又加入了中国。
蒙古族青年在同一时期成批加入中国，这在中国其他省区、其他少数民族中是没有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仅有的。1984年3月，乌兰夫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原蒙藏学校)视察时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蒙藏学校到1925年时，全校才有120个学生，其中党、团员就有90多人。
《乌兰夫回忆录》：我们党为了培养大批蒙古族干部，曾于1924年春天，送荣耀先、白海风、王瑞甫等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
为了培养蒙古族干部，北方党组织先后选送荣耀先、白海风、王秉璋、朱实夫、云继先、云星槎、荣崇仁、荣尚义、云继章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选送贾力更、高布泽博、赵文翰、任殿邦、李春荣、麟祥、云继珍等7名蒙古族青年和王建功、郭宝安、郭宝山、左天顺、马德照等10名汉族青年，到广东农动讲习所主持的第六期学习；选送佛鼎、奎璧、赵诚等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选送乌兰夫、多松年、云润、康根成、荣照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蒙古族青年有佛鼎、吉雅泰、白海风、纪松龄、高布泽博、白永伦、宁春发（即德勒格尔）、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徐寿坤、海文远、宝音巴特尔等，东大专门设有内蒙班。蒙古族人和革命者形成百余人的民族民主革命队伍，活跃在内蒙古草原上，甚至涉入全国和世界革命的舞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有生力量。多松年是五大代表，赴武汉参加五大；白海风是六大代表，在苏联莫斯科参加了六大。
同时，蒙古民族的革命政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也有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白永伦、德力格尔、宝音巴特尔、孟克吉尔格勒等大批蒙古族青年，以及达斡尔族青年郭道甫、福明泰等，成为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等曾加入苏联，后转为党员。内蒙古地区这批蒙古族员及革命者，与当地成长的汉族党员以及党从内地派来的员，团结合作，共同奋斗，发动了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这批蒙古族人登上内蒙古的历史舞台后，为中国建立内蒙古地区党组织创造了干部条件。
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革命史》是这样介绍的：从1923年冬开始，陆续有来自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的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佛鼎、云润、云泽乌兰夫、奎璧等10余人在蒙藏学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与此同时，还有来自内蒙古其他盟旗的王秉璋(字瑞符)、吴文献(又名吴子征、乌子贞)、白海风、纪松龄、乌勒吉敖喜尔、特木尔巴根等分别参加了中国或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革命活动。1924年以后，又有白海风、王秉璋、佛鼎、奎璧、多松年、云润、云泽、贾力更、高布泽博、特木尔巴根、乌勒吉敖喜尔等北方党组织选送到广州黄埔军校、农动讲习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学习，进一步培养这批蒙古族战士。
笔者于2018年3月12日电话采访了郝维民先生。据郝先生介绍，北方党组织从蒙藏学校派往黄埔一期的学生共有三人，他们是王秉璋、白海风、荣耀先。三人从北京出发，走到天津时，由于王秉璋患重感冒，韩麟符就让他先回校休养。王秉璋病愈后来到广州，第一期已经开学，所以就进入了黄埔二期。
1924年8月，王秉璋考取黄埔军校二期，与李延年、桂永清、郑洞国等同在二大队学习。按照黄埔军校的要求和党组织的许可，他跨党加入了，并且受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热情接待和亲切教诲。在校学习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的战斗，严重任总队长，张治中任副总队长。1925年9月王秉璋毕业。
黄埔军校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黄埔学员出征北伐，北洋军阀溃不成军，俯首称臣；日寇入侵，黄埔男儿奋勇抗敌，血洒疆场，战功赫赫，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中国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沙场名将、共和国功臣。
1925年3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北方区委决定在内蒙古三个特别区建立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四个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派于树德、韩麟符分赴三个特别区指导组建工作。以建立党部名义，建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四个的工委。陈镜湖(李铁然)为热河工委负责人，张良翰为察哈尔工委负责人，吉雅泰为绥远工委负责人，李裕智为包头工委负责人。这四个机构表面为党部，实际为工作机关。
李裕智到包头建立党组织并任包头工委书记，领导包头、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河套地区及土默特西部地区蒙古族群众的革命斗争。临行前，李大钊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责任重大啊！”并鼓励说：“有党和蒙汉各族民众的支持，只要你努力工作，是很快会打开局面的。”
3月，李裕智只身来到包头，在郊区找到蒙藏学校同学恒升的阿爸，在召梁上的福徵寺为他借了两间房住下来，作为工委的办公地点。随后，他回到家乡，把内弟祁召才和表兄云拴拴邀至召内看门、做饭。
同年10月12日，北方区委派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王秉璋为包头工委委员，协助李裕智工作。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时期，他们在包头工委挂出了“内蒙古党部”的牌子，发展的组织。到1926年初，共建立县市党部6个，有党员2100多人，其中农牧民占多数，还有士兵、学生等，形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
他们筹措了一些资金，在城内大西街租赁了一处小四合院，办起了“明德照相馆”，工委以明德照相馆为活动据点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照相馆开业后，秘密组织了学习小组，吸收云拴拴、祁召才、刘兆高等参加。李裕智和王秉璋深入地毯厂、铁路、工厂、泥瓦场、甘草店，发动蒙汉回族工人、店员都来学习，最多时达50多人。李裕智和王秉璋亲自讲课，讲孙中山的“”，讲苏联、蒙古革命，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讲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民族问题、革命策略等。对积极分子讲解党的知识，先后发展党员30多名。云拴拴、祁召才、刘兆高等就是当时入党的骨干。
王秉璋到包头后在铁路上发展了一名姓王的同志，刘兆高也曾在铁路上干过一年活，于是便通过这两人去做铁路工人的工作，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工作，铁路工人党员快速地发展到500多人。
为了开展工人运动，李裕智和王秉璋来到有十几座大小煤窑的石拐沟煤矿作调查，亲自当挖煤工人，下矿了解矿工的劳动环境。他们了解到，矿工每天下窑14个小时，每小时背煤6趟，每趟背100多斤，一天一个矿工要背出七八千斤，可卖10多块现大洋，矿主只给不到1块的工钱。于是，他们领导矿工成立了石拐沟煤矿工人联合会，发动了1000多名矿工参加的大罢工，派工人代表与煤矿业主同业会提出复工的三项要求：劳动时间不允许超出10小时；工资每天不低于2块大洋；改善劳动条件。开始业主不答应，工人继续罢工，生活费由工委发动市民募捐资助。第七天，同业会无条件答应了要求。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当时受中国和中国的双重领导。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以人、大批蒙古族革命青年和一部分蒙古族农牧动领被为骨干力量，以蒙古族劳动人民为基本成员组成的。
由李大钊同志向中央提出建议,经共产国际同意,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1924年底开始组建工作，并召开了准备会议，设立了临时机构。员云泽（乌兰夫）、吉雅泰 ,李裕智、佛鼎、王秉璋、吴文献等参加了组建工作。
1925年10月12日，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中国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支持下，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者在张家口土尔沟街召开会议，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大会，成立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1927年8月正式改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自内蒙古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6盟，察哈尔、归化土默特、巴尔虎、达斡尔、索伦、阿拉善、额济纳、厄鲁特、青海等部旗蒙古民族中，有志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约百余名代表出席大会。还有一批来自北京和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蒙古族青年也列席了大会。共产国际驻内蒙古代表——布里亚特蒙古人奥齐罗夫，中国代表江浩和王仲一，中国代表李烈钧、冯玉祥，国民军代表、察哈尔都统张之江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丹巴道尔吉等出席大会并祝贺。
大会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由14名执行委员和7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同时选出白云梯、郭道甫、金永昌、福明泰、乐景涛、包悦卿、李丹山等7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选举白云梯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书长，金永昌代理组织部长。
席尼(蒙古名乌力吉杰尔格勒)当选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领袖旺丹尼玛当选为革命军总司令。员李裕智、吉雅泰被选为该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党员佛鼎、多松年、云泽（乌兰夫）、道尔吉苏荣（王秉璋）、奇子俊等人出席了大会。
会后，李裕智、王秉璋在包头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察布盟特别区党部，党部设在召梁的福徵寺内。挂起招牌，开始以公开身份活动。由王秉璋担任党部主席，李裕智担任副主席，其实就是包头工委的机关。李裕智、王秉璋住在福徵寺东院。
福徵寺，又名包头召（因蒙古族召庙在老包头仅此一处而得其名），位于东河区召拐子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原为包头地区世居蒙民巴氏家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云泽（乌兰夫）、奎璧、吉雅泰、刘仁、吉合、恒升、李森、朱实夫、梁一鸣、曾涌泉、锡尼、旺丹尼玛等革命同志都曾先后在这里活动和避居，并受到保护。如今，这里已成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在包头开展革命活动期间，一支由土默特蒙古族青年为主的地方武装“老一团”引起李裕智和王秉璋的重视。“老一团”是以蒙古族士兵为主的地方保安武装，当时驻扎在包头，因经常使用一团番号故名。他们议定了“上联和下交”策略，上联就是和老一团上层人物多联系、多交往；下交就是和老一团中下层士兵广交朋友，建立互信关系，培养支持的骨干力量和同情革命的积极分子。老一团的官兵在李裕智和王秉璋的革命启蒙教育下，做了很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后来国共合作破裂后，老一团成为绥远地区地下党的隐蔽点，掩护了一大批革命者。
“老一团”不少官兵，如李森、云三德胜、张豆豆、云来拴、伊力更、老柱旺、胡锁锁、拉西、王久旺等先后加入了该党。赵诚、三得胜、奇新民等积极开展工作，在归绥到包头之间的察素齐、萨拉齐农村，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巴彦淖尔的五原以及“老一团”等地方军队中，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支部27个，特组2个。
我党的早期革命家李森同志就在老一团当兵。老一团与内蒙古人民军相处友好，士兵互相来往，李裕智和王秉璋常到老一团活动，宣传党的纲领政策。王秉璋善于动员贫苦士兵，并和老一团的不少士兵交上了朋友。
王秉璋看上了李森这位勇敢机智的年轻士兵，时常单独约李森出来。有时到僻静的小茶馆，泡上一壶茶聊上半天；有时在大街上边溜达边聊。在王秉璋的启发下，李森真正认识到了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和自己息息相关。一天下午，天下着蒙蒙细雨，下了岗的李森顾不上休息，换上便装冒着雨来到王秉璋的住处——召梁（福徵寺），刚刚给战士讲完话的王秉璋热情接待了李森，两人盘腿坐在土炕上，边喝茶边聊。“王教官，自你上次和我聊了之后，我一个人想了很久。当了兵后人不敢招惹你，能保护保护受苦人。可是却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说该怎么办呢！”
望着这位面目黢黑二十出头的年轻军人，王秉璋由衷地高兴，这位年轻人性格倔强豪爽，又不失理想和追求，实为难得的好青年。他决心要把李森引上一条充满光明希望的大道。
他说：“小才(即李森)，你说得对，要让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单凭几个仗义的军人是不行的。现在有一个领导穷人翻身求解放的政党，叫中国，这个党的任务就是推翻黑暗，解放穷人。”
王秉璋接着说：“小才，我这有本杂志，叫《蒙古农民》。还是我在蒙藏学校上学时，几位蒙古族青年编的。其实，这几位青年就是你们土默川人，名叫云泽（乌兰夫）、多寿（多松年）、奎壁。”
王秉璋反复抚摸着这本油印刊物，边递给李森边说：“这本杂志送给你了，带回去给弟兄们看看，里边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李森一直把这本书珍藏了很久很久，看过这本数的人很多。从此这位青年军人的内心开始为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而焦虑了。
乌兰夫同志在《乌兰夫回忆录》中回忆到：记得我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在土默特川搞地下工作时，发现李森同志手里还保存着一份《蒙古农民》创刊号。他告诉我，他是利用这份刊物去“老一团”宣传革命的。
李森在《豁出去搞革命》一文里这样回忆：1925年冬天，有个喀喇沁人王瑞符，在昭梁上挂起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牌子，口号是“打倒军阀”、“反对贪官污吏”、“打倒王公贵族”，三德胜提议“我们就加入这个党吧”，于是我和三德胜、豆豆就加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加入以后，王瑞符问我们“中国有钱的多，还是没钱的多？”我们说：“当然是没钱的多了!”王瑞符一拍巴掌说：“对了，我们就是要组织没钱的，起来反对土豪劣绅、官僚政客，还有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接着就给我们布置工作，让我们在“老一团”发动群众，我么怀着兴奋的心情接受了任务。
工委在包头阶段，李裕智、王秉璋等同志，除了在外进行宣传，组织等领导工作外，他们还利用夜间给小学年龄较大的同学，讲述内蒙古人民革命的形势和蒙古民族濒临衰弱的情况，积极灌输民族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号召大家参加革命，共同拯救我们的祖国民族的危亡。他们的宣传教育很起作用，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年龄较大的学生，都响应他们的号召，有的参加了秘密革命组织，有的加入了他们筹办的“内蒙军官学校”。当1926年工委随国民军冯玉祥部西撤宁夏时，这部分大同学也随军到了宁夏。1927年，内人党分子白云悌叛变革命，惨杀了李裕智等同志，有的同学也罹难牺牲。在校的同学听到这个噩耗时，无不悲痛哀悼，还秘密开过一次追悼会，悼念死难的同志和同学。
包头女子学校创建于1912年，阴历二月初二开学，有学生五人：张念貞、张佩云、胡绿珠、卜月英、张月英。胡绿珠与王秉璋结婚后，在包头国民革命高潮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关李裕智的文章是这样介绍这件事的：李裕智是军人，气魄宏大，性格暴烈。但是他对同志却温柔敦厚，情同手足。王瑞符同志是在包头结的婚，李裕智亲自担任“代东”（婚丧嫁娶代表东家招呼客人安排食宿的人），跑前跑后招呼客人。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由云栓栓操办伙食，居然做了个“四盘”（当时婚丧嫁娶普通宴席为三个菜，四盘即四个菜，是比较好的席面），五十多位客人，大多是我党同志，欢聚一堂，向王瑞符同志道喜祝贺，显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友爱精神。
1926年初，内蒙古人民党总部迁至包头。一时间，包头成为内蒙古地区民族革命运动的中心。鉴于当时冯玉祥对革命的态度摇摆不定，根据内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革命武装的决定，李裕智经与王秉璋、奎璧以及著名“独贵龙”运动领袖旺丹尼玛、锡尼商量，并争取白云梯的同意，决定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李裕智、王秉璋等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内人军的组建上，亲自到工厂、铁路等处以及哥老会组织中动员蒙汉各族青年参军，还组织员、工人、农牧民和干部，分赴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土默特旗，动员蒙汉各族青年前往包头参军。旺丹尼玛、锡尼也返回伊克昭盟各旗宣传鼓动。不久，一支2000余人的队伍组建成功（包括此前白云梯控制的在昭乌达盟招募的部分蒙古骑兵，和依附冯玉祥主办的“蒙旗民兵训练处”士兵600余人）。同年6月，内人党在包头大校场召开大会，宣布正式建立内蒙古人民军，共有3个旅的编制，由旺丹尼玛任总指挥，李裕智任副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义德成粮店。
11月20日到23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包头召开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联席会议，决定改革党内组织，重编各旗防卫军，扩充军官学校。任命黄埔军校毕业的王秉璋为军官学校校长，恒升任副官，为这支民族武装培养军事干部。除了原来的一批学员外，又从伊盟召收了120余名青年入校。旺丹尼玛和李裕智等人严格治军，力求造就一支为内蒙古民族解放奋斗的军队。王秉璋则从教育入手，提高军官学校党员的思想觉悟和军事理论，为内人党和内人军输送合格人才。同时，王秉璋与纪松龄、宝音巴特尔、奎璧、组成了“校军合一”的中国秘密支部，负责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和军官学校的党务工作。他们团结旺丹尼玛、锡尼等著名“独贵龙”领袖、进步人士和，同白云梯、郭道甫等内人党中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据1928年8月9日《关于内蒙团的工作概况的报告》载：“吉雅泰、王秉璋、王慧如三人在包头成立了内蒙军事学校，有五六十人的样子。王秉璋任校长”。王秉璋、奎璧等在该校成立了中国的秘密组织。
另据《与内蒙同志佛鼎、白海风等谈线年“西蒙参加(按，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军事人员和军官学校学生受少共国际秘密支部调动与指挥，奎璧、吉(纪)世雄、王秉璋、贺志元同志作指导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批革命先驱和仁人志士或直接北伐，或就地开展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支援北伐。李裕智、奎璧、纪松龄、宝音巴特尔、王秉璋等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在林西、伊克昭盟开展武装斗争，配合北伐，打击军阀。
为了迅速壮大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力量，李裕智说服了盘踞在包头以西40多里韩盛基窑子的土匪张老幺和石拐沟的土匪白从喜、方艾等人归顺革命军，编为第五路军，经严格的军政训练，改变了军容风纪，按照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安排党员、进步人士担任政治工作的领导，李裕智兼任第五路军司令。后来，冯玉祥的部队向五原县撤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部也随之西撤。白云梯跟随部队来到韩盛基窑子时，因琐事与驻扎在那里的第五路军张老幺发生了误会，白云梯等人被解除了武装。经过李裕智调解，张老幺归还了白云梯马匹和装备。从此，白云梯与人之间的矛盾开始产生。
白云梯一开始并不相信李裕智和王秉璋能够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当看到队伍日益壮大后，竟然使出阴谋伎俩，他找各种借口打击、排挤、加害员。一面投毒暗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指挥旺丹尼玛，篡夺了总指挥的职位，担任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还委派他的心腹暴子清担任骑兵旅旅长，以此削弱副总指挥李裕智的权力；一面安插心腹架空李裕智，在李裕智外出的时候，擅自免除了王秉璋内蒙古军官学校校长职务。
1926年冬，多松年受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悄悄到包头福徵寺与李裕智接头，主要任务是传达北方区委的指示。会议在福徵寺大殿二层楼内秘密召开，寺中负责放哨。会议由李裕智主持，王秉璋、恒升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当前迫在眉睫的工作是向广大革命积极分子和同情革命的仁人志士讲解马列主义，尤其是要在蒙古族老一团内宣传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号召加强民族团结，拥护革命，推进革命，发展党的组织。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时墨尔色（郭道甫)、博彦格日勒（福明泰）、满达拉图（李丹山）、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慕容噶（乐景涛）等内人党要员都在乌兰巴托。鉴于党内分歧，他们与共产国际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商讨后决定在乌兰巴托召开一次特别大会，除本党党员外，分别邀请共产国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中国各党派代表参加会议，并令留学苏、蒙的内蒙古学生选派代表参加会议，共同讨论内人党日后发展。随即向银川发电报叫色楞栋鲁布（白云梯）、赛音巴雅尔（包悦卿）等人前来与会。由于当时内人党的大多领导都在乌兰巴托，加上中国革命转入低潮，苏联在中国的活动又陷入困境，因而大会地点设在了蒙古国。
5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和冯玉祥部队经河套过宁夏，来到河南，企图与部队会合。途中遭遇宁夏军阀马鸿逵袭击，被迫退到了宁夏银川。
６月９日，白云梯（色楞栋鲁布）向蒙古人民革命党致电，指责在乌兰巴托的内人党委员，并发出召开银川特别大会的通知。他作为中央委员长，与赛音巴雅尔、德钦商讨后决定于７月１日召开内人党中央委员会及在宁夏全体党员的特别大会。白云梯请求蒙古人民革命党派代表与会，提醒他们要警惕在乌兰巴托的内人党员，并宣布银川委员会的“权威性、合法性”。
６月17日，在乌兰巴托的中央委员们再次向白云梯发电报，劝导他前来与会，并特意提到墨尔色不在乌兰巴托的消息，想让白云梯信服大家不会跟墨尔色“结伙对付”他。20日，白云梯回复说，冯玉祥的苏联顾问已同意派代表出席银川大会，并拒绝缓和与墨尔色的冲突，还准备在银川大会上批评墨尔色。在某一些程度上，银川特别大会是白云梯为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而先行的一步“棋子”。他决定公然反对墨尔色，想以此保证在银川由自己和德钦、赛音巴雅尔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统性”，并达到与乌兰巴托特别大会抗衡的目的。
７月３日，内人党伊、乌两盟代表及在银川全体党员特别大会召开，申明该党宗旨并停止了墨尔色的职务。据不完全统计，出席会议的有色楞栋鲁布、赛音巴雅尔、宝音巴特尔（贺志远）、李裕智、 奎璧、吉雅泰、赛兴额（纪松龄）、道尔吉苏荣（王秉璋、王瑞符）、拉布腾（奇子俊）、扎木杨沙日布（章文轩）、蒙克乌力吉等人。这次会议批评墨尔色在阿拉善的工作，斥责其违反党中央指示，并重申本党纲 领、宗旨，最后通过了大会宣言。在李裕智、王秉璋、奎壁、吉雅泰、纪松龄、奇子俊等人和革命的坚持下，重申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提出了实现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成立内蒙古民主自治政府，加强与一切革命党的联系，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组织人民互助合作发展经济等一系列要求。
白云梯等分子以“莫须有”的罪名向李裕智等人发难。李裕智等人据理力争，奋起反击。会议期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苏联顾问组成的代表团从西安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好途经银川，李裕智联合代表团，将白云梯逮捕，交给了代表团，一直押送到蒙古国乌兰巴托，让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进行处理。
1927年8月5日，在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阿木嘎耶夫主持下，在乌兰巴托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出席会议的有：色楞栋鲁布、墨尔色、阿拉坦敖其尔、满达拉图、博彦格日勒、慕容噶、额尔和木巴图、伊德钦、蒙克乌力吉、扎木杨沙日布、拉布腾、韩裕如、博彦巴图、博彦泰、盖哈木西克图巴特尔、欧日根、芒来巴特尔、恩克巴雅尔、道尔吉苏荣（王秉璋）、赛兴额、宝音巴特尔、布尼雅巴兹尔、阿拉坦巴特尔（陈青云）、吴子徵、查干；莫斯科东方大学内蒙古学生宝音陶克陶胡、浩尔洛（白永轮）、都固仁仓；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阿日亚（云润），还有蒙古人革命党丹巴道尔吉等人。大会讨论了中国革命和内蒙古地区的形势，总结了该党成立近两年的工作，清算了白云梯等人的错误，统一了思想，批评了白云梯等人背离党纲、丧失革命时机，延误党的工作等错误，重申了党的纲领，确定了党的工作方针与任务，作出了应对中国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继续发展内蒙古革命的对策。
大会改选了内人党机构，色楞栋鲁布（白云梯）的委员长和墨尔色（郭道甫）的秘书长职务均被撤销，中央执行委员得到保留；阿拉坦敖其尔、满达拉图等人被撤销职务；慕容噶退出了内人党。蒙克乌力吉被选为委员长、浩尔洛为秘书长；蒙克乌力吉、浩尔洛、博彦格日勒、布尼雅巴兹尔、都固仁仓（白海风）五人组成了中央常委委员会；增选宝音巴特尔、赛兴额拉布腾、恩克巴雅尔、宝音陶克陶胡、阿日亚（云润）、扎木杨沙日布、查干等为中央执行委员；决定机构暂设在乌兰巴托，会后将派工作组分赴内蒙古各地开展工作。丹巴道尔吉虽然出面反对了新的选举结果，但因遭到阿玛嘎耶夫干预而未能阻止内人党新委员会的产生。随后，大会决定让色楞栋鲁布前往莫斯科，将墨尔色、慕容噶、阿拉坦敖其尔、博彦格日勒、满达拉图、博彦泰、额尔和木巴图等人扣留在蒙古国境内，并希望蒙古人民革命党向他们提供工作。至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正式分裂，其原有组织四分五裂。
会后，蒙古人民革命党书记丹巴道尔吉，不经共产国际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新同意，抢先把白云梯、金永昌、李丹山、巴彦代等十多人，秘密用汽车送出国境，却对新任人及其指派的工作组迟迟不予签发出境手续。白云梯等人潜回宁夏，严密封锁了乌兰巴托会议精神，密谋公开叛变革命。10月8日，李裕智被白云梯骗到宁夏枪杀，李裕智的部队也被白云梯解除了武装。12月18日白云梯在银川发表了“宣言”，同时发出了“清党”的通知，通缉人吉雅泰、奎壁、王秉璋、纪松龄等，党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王秉璋、李裕智、王若飞、乌兰夫、奎壁、吉雅泰、刘仁、吉合、席尼等先后在福徵寺避居活动。此后，包头工委停止工作。
白云梯后来到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任职，他把持的“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也不复存在，成了下属的一个内蒙古党部。
1927年底，热河工委书记、内蒙古特别国民军第二纵队司令陈镜湖在奉军占领热河后，率余部随冯玉祥国民军西撤到宁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机关也随军西撤。由于势力活动猖獗，组织指示吉雅泰、王秉璋和他的副官杜洋三个人，拿着的介绍信返回包头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王秉璋奉命赴蒙古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工作，并担任驻蒙古国党组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地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中，特别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央也迫切希望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据中央档案馆馆藏1928年6月17日的档案，《王仲一为参加六大的顺直代表团组成致大会秘书处信》记载，（大会秘书处）曾“电外蒙库伦内蒙（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转该同志（王秉璋）速来”。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建平籍白海风做为内蒙古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
但是“六大”代表名单中没有王秉璋的名字。是王秉璋因故未能参加还是参加但没有记载，因目前“六大”的相关文件还处于研究阶段，故尚无定论。
1929年春，党组织派遣吉雅泰等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和汇报工作。吉雅泰、金坤一、桂仲等三个人到了蒙古国，向驻蒙古国党组书记王秉璋汇报了绥远地区的革命工作后，提出了去苏联学习的请求，王秉璋把三人去苏联的事情提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驻蒙古国三人小组福明泰、云润、察干那里，经共产国际驻蒙古国代表阿穆嘎耶夫同意批准、并开了介绍信后，于当年夏天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4年秋天，吉雅泰从东方大学毕业后回国。
同年6月末，佛鼎、乌兰夫、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德勒格尔（宁春发）一行五人从莫斯科启程回国，佛鼎为负责人。途经乌兰巴托时，听取了共产国际驻蒙古国代表阿木噶耶夫和驻蒙古负责人、党组书记王秉璋关于内蒙古情况的介绍，报告了共产国际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布置的任务，一同研究了内蒙古工作问题。为尽快落脚，开展工作，决定大家原则上各自回自己的家乡。根据这个决定，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为东路，到哲里木盟和热河一带，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身份开展工作。德勒格尔为中路，回察哈尔一带，也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身份开展活动。佛鼎、乌兰夫加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遇到的奎璧、李森、三德胜等为西路，回绥远省以西蒙工委为领导核心发动革命斗争。西蒙工委由佛鼎任书记，乌兰夫负责组织工作，奎璧负责宣传和交通联络工作。
内蒙古青年革命党，亦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革命青年团、内蒙古青年革命团等，于1927年8月乌兰巴托特别大会前后筹组，墨尔色和博彦格日勒等人同都固仁仓（白海风）、阿拉坦巴特尔、朱实夫等留苏蒙古族学生联合，在乌兰巴托以呼伦贝尔青年党为基础组织了该党，第一任委员长为都固仁仓（白海风）、秘书长为阿拉坦巴特尔。该党在内蒙古没有工作机构，党员也只有100人左右。据俄罗斯“现代历史资料保管与研宄中心”档案记载：乌兰巴托大会之后内蒙古有了两个党，都听从于共产国际指挥。这里说的两个党就是指内人党新中央和内蒙古青年革命党。
1929——1930年时的内蒙古青年革命党以阿日亚（云润，乌兰夫堂兄）、道尔吉苏荣（王秉璋）为首，保持与内蒙古人民党中央一致的政治主张。
1929年7月，革命青年团（即内蒙古青年革命党）发表了一份宣传文件，即《关于中国工农革命及内蒙古人民争取权利、自由革命的宣传书》，这很可能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唯一个以内人党革命青年团名义发表的文件，更是反映乌兰巴托特别大会之后内人党政治主张与思想理论的主要文件。其主要内容有：国内外的资本家和军阀是内蒙古被压迫人民的敌人，全世界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人民是他们的盟友；汉族农民在汉族资本家和军阀的压迫下才流入内蒙古，如果汉族工农革命成功，获得权力和自由的话，那么工农群众便会发展经济、改善生计，获得土地权，这对内蒙古民众有益；内人党和革命青年团的目标是协助中国工农革命，维护内蒙古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使他们获得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并发展文化教育。反对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贯穿这一宣传书的主线。该宣传书表达了内人党新时期的政治主张，显而易见，这一系列主张是在共产国际的指挥和影响下制定的。
1930年10月15曰，在乌兰巴托召开内人党中央委员、革命青年党预备委员会以及地方代表、在乌兰巴托内人党员的联合紧急会议。阿日亚、道尔吉苏荣（王秉璋）、蒙克吉日噶拉、奥特汗、阿力恒宝、宝音巴特尔、图布信、扎日蒙、博呼巴雅尔、德力格尔、茂拉木扎木苏、阿拉坦巴图、德格经泰、巴图、哈斯巴特尔等出席会议。会议上，大部分代表严厉斥责中央常务委员博彦格日勒（福明泰）一派，这大概就是阿玛噶耶夫所说的“指责‘叛乱分子’政治倾向”的计划。于是，察哈尔代表蒙克吉日噶拉、卓索图盟代表阿力恒宝以及宝音巴特尔、奥特汗等党员纷纷指责博彦格日勒的出身和过去的工作。此外，还指责了盖哈木西克图巴特尔、额尔和木巴图等人。
会议认为，党至今为止没办法得到很好的发展，是由于党的领导权被所控制的原因。他们把博彦格日勒一派定义为残余势力，最终决定开除博彦格日勒党籍，并对在乌兰巴托的党员中进行“清党”工作。与此同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召开内人党特别大会之前，先让革命青年团预备委员阿日亚、道尔吉苏荣（王秉璋）等人参与内人党中央委员会工作。至此，内人党内部发生第二次分裂，把现中央委员会中的最后一个内人党原领导（也是内人党创始人）驱逐出党中央，内人党内部思想己胜出。
1931年4月13日，博彦格日勒以内蒙古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对在乌兰巴托的内人党员进行了一次分类：其一为道尔吉苏荣等人和其支持者即；其二为反对派；其三为中间派；其四为暂时不理解派别之争的一些人和可以从派别之争排除掉的一些人。
博彦格日勒对道尔吉苏荣（王秉璋）、宝音巴特尔、慕容噶、额尔德木毕力格、伊达木苏荣等人依次进行详细描述,对他们在内人党成立时期或入党以来的表现进行了一番评价。其中阐述道尔吉苏荣（王秉璋）和宝音巴特尔等人行为时持有与之对立的口气，他称道尔吉苏荣（王秉璋）“正在建立反动派，与蒋介石有关系”；称宝音巴特尔“与道尔吉苏荣、都固仁仓联合，主张与共产国际进行决裂；并建议把共产国际指示下建立的政党合并到中国，认为内人党是民族政党，因此能招募任何阶级的人士，目前进行阶级革命为时尚早，并招收台吉等封建人士和被蒙古人民革命党开除的人员为内人党员”。而对慕容噶、阿力恒宝、拉西、宝少如、额尔德木毕力格、伊达木苏荣、苏德巴等人的描述则较为平和。这是博彦格日勒对道尔吉苏荣（王秉璋）一派的反击，之前他自己被定义为残余势力，而这次他却把道尔吉苏荣（王秉璋）等人说成是反动。不知这一份文件是否提交到共产国际处，只待将来考证了。
1930年代，蒙古国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大清洗。1933年大清洗之初，斯大林授意根登效法苏联在党内抓“反革命集团”，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年前全面清除宗教阶层，根登不敢公开违抗，只能阳奉阴违。由于他的消极，致使这一任务被延期两年。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等65名干部被捕。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严刑逼供，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大部分仍被枪毙。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认为这些人“逃避革命”，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国21000个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20356人，600名是高级，3174名是中级，13120名是低级，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要高)
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大部分被害，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王秉璋就是这期间被投入监狱杀害的，朋斯克曾在蒙古国监狱见到过王秉璋。
朋斯克，蒙古族，汉名包凤歧，1905年6月27日出生于阜新。他是最早参加革命的阜新人，是共产国际和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到东北的情报员。解放后先后任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1938年12月的一天，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桑靠夫把朋斯克找到蒙古国内务部，突然宣布以“反革命嫌疑罪”逮捕朋斯克及其向导。在乌兰巴托经两年关押审讯，查无实据，最后莫名其妙地以“侵犯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押送监狱劳动改造，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在乌兰夫的营救下获释回国。
朋斯克回国后曾回忆说：在监狱放风时见到过王秉璋，他想同王秉璋说话，但是王秉璋示意他不要说话，并且小声告诉他：“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这也是朋斯克在监狱期间唯一一次见到王秉璋。
1980年代，中苏中蒙关系缓和后，王秉璋的儿子曾经回到包头、呼和浩特探亲，王秉璋妻子胡绿珠当时还生活在蒙古国，此后胡绿珠的兄弟侄子们经常去往蒙古国探亲。王秉璋儿子时任蒙古国通讯社社长。据他介绍，王秉璋在监狱羁押期间被杀害，具体时间不详。
做为王秉璋的家乡人，受政协建平县委员会的领导之托，我从2016年开始关注王秉璋。本人并非专业党史研究者，所以此文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各位老师予以斧正，本人不胜感激。由于本人搜集资料的渠道有限，王秉璋家乡没有后人，所以只能根据现有资料对王秉璋的经历粗线条描述。因此希望内蒙古的有关部门和老师，以及王秉璋和胡绿珠的亲属，可提供有关的资料，特别是王秉璋本人的照片。
